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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建设现状漫谈（一）
　　　　　　　　　　　　　　　　　　---宏观重视　微观忽视

　　　　　　　　　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丁　煌　　李学高

　　法治建设是一项全方位、全局性的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这项工作不是各部门、行业、领域或者各级政府开展法治建设工作的简单叠加，但也绝不是水中月、镜中花或者空中楼阁，虚无缥缈的。法治建设作为一个系统，首先，要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其内在的各个组成元素即工作岗位上，与一线岗位的工作内容相融合，让法治的理念和法治的方法注入到日常工作中来，不能离开具体工作空谈法治建设；其次，才能进行有机整合，达到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水到渠成的效果，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要想做到这些，关键是领导的重视程度如何，而目前法治建设的现状之一就是宏观重视，微观忽视。
　　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其载入宪法。1999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1999]23号）。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号），同日，国务院办公厅即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04]24号），将依法行政工作任务分工到国务院各部门、各单位。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制定了《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今年8月，国务院在前期开展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又作出了《关于加强市县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2008]17号）。在此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国务院多次召开依法行政工作专题会议；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区也出台了多份配套文件。法治建设在宏观上得到了充分重视。
　　在微观上，基层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对国务院的宏观部署有没有予以积极地逐一落到实处，有没有将“法治”深化到各项工作、各个岗位，……这个问题值得反思。当然，在全国推进依法行政的大潮流下，各地区法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的地区成绩甚至比较显著，这是不可否定的。基层忽视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干部往往只注重抓经济，对法治与经济的关系缺乏深入研究，认为法治是束缚政府决策，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尤其体现在征地、拆迁、兴建有重污染隐患企业等方面。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一句话：“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经济是“本根”，“法治”是枝叶，“枝叶茂荣”则能反哺“本根”。法治不是经济的绊脚石、摩擦剂，而是润滑剂、助燃剂，不讲法治办事，可能取得一时之益、一事之益，但绝不会长久，搞不好还要为此秋后埋单。
　　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法治GDP政绩观和法治创造GDP的理论，对其内容在此不作具体引述。我认为，法治至少能够创造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
　　一是，法治能够创造诚信的地域市场环境。诚信是政府的形象广告，企业转让品牌的价值往往是天文数字，与此同理，政府诚信的价值也不可低估，因为谁也不愿意与一个不诚信的政府打交道，包括招商引资。政府诚信表现在政策稳定、承诺兑现、依法办事等方面，政府还可以通过弘扬合法、打击违法，在个人诚信和企业诚信建设中发挥旗帜、导向作用，建立起诚信的地域市场环境。这些都离不开法治，很难想象，一个不守法的政府会守信。
　　二是，法治能够增强阳光运作，提高效能。效率就是金钱，公开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其本身就能产生效率。政府办事透明化，群众办事简单化，一个人、一件事看不出什么，但从全部、整体来看呢？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简化办事程序、减少办事手续等来提高工作效能。牢牢掌握法律规定的实质内容，该删的删、该减的减，祛除繁文缛节，不要在程序上、细节上大做文章。否则，要求会越来越高，程序会越来越繁，材料会越来越多，办事会越来越难，与建设效能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
　　三是，法治能够避免侵权行为，减少赔偿。从大的方面讲，法治能为政府决策提供合法性保障；从操作层面讲，法治也能够保证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决策不当、执法违法均会侵权，可能导致当被告掏腰包。事前拍胸膛、事后忙赔偿的现象以前发生过多次，报刊杂志屡有报道。赔偿数额绝对值在一个部门也许不算大，但放眼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乃至全国，包括法院判决的、协调解决的、私下了结的等等，肯定是一个不容轻视的数字。
　　上述三个方面的价值，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是不是变相地创造了GDP我不敢妄论，但法治能为政府增益减损，这个道理显而易见的。衷心地希望基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重视经济，也能重视法治建设，让“法治”走进我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多项并举，实现多赢。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浅论诉前调解的定位及操作

叶鹏


　　调解这朵“东方之花”在建国后曾经十分绚烂，然而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快速发展，其很快受到了来自程序正义理念的冲击，民间调解能力急剧下降，而司法调解也同样受到“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等多方面的限制。但轻视调解的弊端很快显现，案件数量急增，法官疲于应对各类案件，由于法官司法理念与大众伦理观念的冲突，当事人经常对法院的判决不理解、不接受，涉诉信访数量的快速上升，现实使理论与实务界不得不重新审视调解的功能与作用。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确立后，单纯的诉讼调解显然因纠纷解决途径的单一性而不能为社会转型期较多的矛盾纠纷提供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如何进一步拓展调解工作空间，完善调解工作机制，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是当前政法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拟就当前实践中探索的诉前调解制度作一探讨，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诉前调解的定位

　　目前，对于诉前调解究竟应处于什么阶段，其法律性质是什么，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诉前调解应处于诉讼开始之前，即法院立案庭立案之前，其性质是一种人民调解。另一种观点认为，诉前调解应处于法院立案之后，开庭审理之前，其性质是一种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相融合的混合调解。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比较准确，因为如要给调前调解准确定位，必须先了解诉讼的含义。
　　在汉语中，诉讼一词最初并不连用，许慎撰写的《说文解字》中认为：“诉，告也”；“讼，争也”。据资料显示，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是中国于清朝末年从日本的法律用语中转引回来的。其含义为“打官司”，即由一方告诉、告发或控告，由国家的权威机构（官府）解决控方与被告方的争议或纠纷的活动。现代意义上的诉讼，作为一种解决社会系统中利益冲突的机制和一种专门法律活动，其主要特征有以下四点：（1）诉讼是一种有效的“公力救济”方式 ；（2）诉讼有一套法定的程序；（3）诉讼是一个法律运作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提起诉讼、法院的审理和裁决、执行等。由诉讼的概念和特征，可以看出诉前调解应是指在当事人将纠纷交付法院解决之前，先在调解人员主导下进行调解。在调解不成功时，再由法院予以立案进入诉讼程序进行解决，即诉前调解应发生在诉讼开始之前。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却并未对诉前调解作出明文规定，那么诉前调解应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调解呢？
　　按照现行法律，我国调解制度主要包括法院调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三个部分。法院调解又称司法调解、诉讼调解，是指法院在审理各类案件时，由法院主持，当事人平等协商，达成协议，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行政调解是指具有调解纠纷职能的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国家政策、法律，以自愿为原则，在分清责任，明辨是非的基础上，通过说服教育，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从而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互谅互让，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性活动。他是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行为。由三种调解的概念，可以看出，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的职权行为，他是人民法院的一种审理活动，其形成的调解文书具有强制力；行政调解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为，形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其性质是合同。而实践中，诉前调解的重要特征则在于：调解程序的发生在提起诉讼之前，所以可以看出诉前调解不应属于法院调解和行政调解的范畴，其实质是一种人民调解。

二、诉前调解程序的操作

　　我国现行民诉法虽没有诉前调解的规定，但法院开展诉前调解的报道却常见诸报端并获得赞誉，可见诉前调解在实践中已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诉前调解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为不具有法院审理性质，即由在法院立案庭设立的人民调解工作室来调解；一为具有法院审理性质，即由法院立案庭的法官来调解或法官与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员共同来进行调解。笔者认为，目前在法院对诉前纠纷进行调解尚于法无据的情况下，对于诉前调解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操作：
（一）、诉前调解程序的启动
　　因为诉前调解发生在提起诉讼之前，所以笔者认为诉前调解的启动应在案件当事人到法院立案之时。具体而言，就是在法院立案庭内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在当事人来院立案之时，立案人员应仔细审查案件，判断案件的性质、复杂程度以及是否有调解的可能。对法律关系基本清楚、事实争议不大、法律责任比较明确的一审民商事案件，立案法官应该充分行使释明权，主动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的特点、优势，告知进入诉讼程序后的利弊，建议当事人首先选择诉前调解，并征求、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进行诉前调解。如果当事人愿意，则应暂缓立案，由法官将案件转至立案庭内设置的人民调解工作室，由立案法官协助人民调解员通知当事人到法院立案庭进行调解。
（二）、诉前调解的适用范围
　　诉前调解虽然具有灵活和简易等优点，但却没有法律规定且在程序上也呈现出非法律性、非正式性，所以为了当事人的利益应该严格控制其适用范围。根据司法实践，参考各地法院的做法，笔者认为诉前调解只适用于以下一些调、撤率较高的案件：（1）家庭纠纷类，如：婚姻、抚养、赡养、收养、监护婚、继承等。（2）相邻关系类，如：宅基地和不动产纠纷等。（3）小标的额案件，如：小额的债务纠纷、小额的合同纠纷等。（4）人身损害赔偿类，如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5）民间借贷纠纷类，如诉讼标的额较小，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民间借贷案件。（6）其他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纠纷。
（三）、诉前调解的主体
　　在诉前调解人的选择上，笔者认为，由于这不是诉讼程序，故不由法官来担任，法官只应负责对调解员进行指导和帮助。具体在人民调解工作室组成人员的选择上，笔者认为应由下述人员来担任更为适宜：
1、人民法院邀请的律师。由于律师特定的身份及被社会层面的认知程度相对较高，且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相对丰富的实践经验，相对于一般人而言，更为清楚诉讼的利弊，所以其容易引起当事人的重视，其意见也更易被当事人接受，有利于案件调解的进行。
2、退休后的法官。一些退休法官，身体状况良好，且具有丰富的审判工作经验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较于其他人而言，更适合做调解工作。
3、人民法院邀请的人民调解员。此类人员可分为两种，一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中的人员，一为在当地威望较高，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员。他们完全有能力利用自已特定的身份和经验对当事人讲解道理，调处一般纠纷。
4、基层司法所的法律工作者。此类人员一般熟知诉讼程序，掌握有相对丰富的法律知识，且具有调解民间纠纷的经验，所以也比较适合做为诉前调解的人选。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人民调解工作室的组成人员应由以上人选混合构成。同时为了保障人民调解工作室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法院应向党委汇报，与政府沟通，努力构建由政府出资为调解员发放工资，法院提供调解场所的诉前调解模式。
（四）、诉前调解的效力及时间
　　诉前调解结束后，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调解失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另一种则是调解成功，争议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对于前者我们不必细述，而对于后者，则会出现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调解文书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由此可看出双方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工作室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那么是否会出现因调解协议难以执行而造成当事人放弃这一解决纠纷的途径呢？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以下途径予以解决：
　　即在调解协议达成后，由调解员明确告知协议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并提出可以到公证部门进行公证，赋予协议强制执行力的建议和可以申请法院出具正式调解文书的建议。对于前者，双方可以共同到公证部门进行公证，使调解协议变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文书；对于后者，如果双方当事人提出法院制作调解书的请求，则应由立案庭的法官首先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审查，然后再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但当事人应向法院缴纳一定的诉讼费用。体缴费标准，笔者认为应只收取制作调解文书的成本费用，但在调解书中应述明案件系调解工作室调解，双方当事人申请法院予以确认的情况。
　　任何一种程序，都不能没有时间的限制，诉前调解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调解期限限制，则势必会侵害当事人的权利。但调解又是一个双方从有争执变为无争执，从有矛盾变为相融合的过程，若时间过短，则一般不容易调解成功，因此笔者认为，诉前调解的时间应限定为一个月为宜。如调解成功，人民调解工作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双方当事人可按前述方法确定如何履行协议；如调解不成，人民调解工作室则应将案件转至法院立案庭，由法院立案后进入诉讼程序进行审理。



（宝丰县人民法院 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