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机关对国家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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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


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行为的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2002年1月7日）

第一条为切实维护和改善我省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严肃党纪政纪，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省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共产党员和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

人大、政协机关，审判、检察机关及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照执行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行为，是指违反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善投资环境、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及其他有关决策和规定，在有关的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对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的各种行为。

第四条违反中央和省关于改善对外开放的政策及法制环境的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或者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行政降级、撤职处分：（一）继续或者变相使用已失效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中央和省已宣布废止的经济政策、法规性文件，或者继续使用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中已宣布删除或已修改的条款，造成不良后果的；（二）擅自或者越权制发违反中央和省关于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的决策和规定的政策、文件，造成不良后果的；（三）擅自出台与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和省的政策、法规、规章相违背的招商引资政策，严重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的；（四）行政机关发布有关决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或者制定行政措施不按有关规定报请上级机关批准或者备案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五条违反中央和省关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有关规定，在有关的公务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或者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行政降级、撤职处分：（一）继续执行已经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或者擅自、变相增设新的行政审批项目的；（二）不按规定公开行政审批的项目、依据、权限、收费标准、程序和时限，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或者后果的；（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审批申请，无正当理由拒不办理或者不及时办理的；（四）对法定的收费并提供服务的项目，只收费而不提供服务、只提供部分服务，或者强行推销物品、搭车收费的；（五）无法定依据强制服务对象接受领证前的有偿培训或者以其他各种非法定名目收取服务对象费用的；（六）索要或者收受服务对象财物，或者借机谋取其他好处的。

其中，有上列第（一）、（六）项行为，情节严重的，可给予开除党籍或者行政开除处分。

第六条违反中央和省关于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的有关规定，在有关的公务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或者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行政降级处分：（一）对中央和省关于改革开放及其他有关方针政策拒不执行，或者变相抵制和反对、不予落实的；（二）不按照中央和省关于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应予公开的事项不公开，或者搞假公开，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三）对职责范围内的行政许可、赋予、证明、给付、裁决、救济、保护等事务不受理，或者借故拖延、推诿、不按规定时限办理，或者人为设置障碍，歧视、刁难服务对象的；（四）对其他单位有法定依据提请支持、配合、协助的有关事务不支持、不配合、不协助，或者互相推诿、扯皮，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后果的。

其中，有上列第（一）项行为，情节严重的，可给予留党察看、开除党籍或者行政撤职、开除处分。

第七条违反中央和省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在有关的公务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行政降级、撤职处分：（一）违反规定在道路、车站、港口、航空港或者本行政区域边界设置关卡，阻碍外地产品进入或者本地产品运出的；（二）对外地产品或者服务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规定歧视性价格，或者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的；（三）通过设定歧视性资信登记、资质要求、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发布信息等方式限制或者排斥外地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参加本地的招投标活动的；（四）以采取同本地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不平等的待遇等方式，限制或者排斥外地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以及对其在本地的投资或者分支机构实行歧视性待遇，侵害其合法权益的。

第八条违反中央和省关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在有关的公务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或者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行政降级、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或者行政开除处分：（一）对管辖范围内的市场经济秩序维护、规范不力，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长期失察或者放任自流，致使当地的建筑、流通、金融、中介、旅游、文化等市场秩序严重混乱或者存在严重隐患的；（二）与制假售假、偷税骗税、骗汇、走私贩私等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违纪人员相互勾结，包庇、纵容其违法违纪行为，或者为其充当保护伞的；（三）行政执法部门对在维护、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活动中发现的违法违纪案件线索不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通报、移交，以罚代管、以罚代刑的；（四）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对各种金融违法违规行为配合金融监管部门制止、查处、打击不力，甚至组织、参与、支持金融违法违规活动的；（五）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干预金融工作，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六）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和工程建设、技术交易、特许经营权出让及政府采购等事务中，应当进行招标或者拍卖而未进行招标、拍卖的，或者未按规定的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招标的，或者在招投标活动中有虚假招标、泄露标底等行为的；（七）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行业和公用企业采取行政命令、强买强卖、强制有偿服务、强揽业务、搭配搭售等方式，搞垄断经营，妨碍公平竞争，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第九条违反中央和省关于发展和规范社会中介机构的有关规定，在有关的公务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或者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行政降级处分：（一）拒不与所办中介机构脱钩，或者搞明脱暗不脱，把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转移或者委托给中介机构，搞有偿服务或者从所管理的中介机构分利的；（二）向中介机构收取管理费，或者巧立名目变相向中介机构收取、摊派费用的；（三）在办理行政许可、审批、登记、认证、裁决等事项时，强行要求接受中介服务，或者指定中介机构的；（四）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中的在职干部，违反规定从事有偿中介活动，或者县（处）级以上党政机关在职干部违反规定在中介机构中兼职（包括荣誉职务）或者兼职取酬，拒不改正的；（五）授意、指使或者强迫中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或者提供虚假证明，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影响的；（六）对行业协会及中介机构疏于监管，以致发生中介机构严重违法违规操作、弄虚作假、超标收费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或者后果的。

第十条违反中央和省关于减轻企业负担的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或者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行政降级、撤职处分：（一）违反企事业单位意愿，以广告、认购、定购、有偿新闻及其他任何形式直接或者变相向企事业单位收费牟利，或者强制企事业单位参加各种评比、研讨、考核、培训等活动及各类学会、协会、研究会的；（二）向企事业单位摊派，或者索要赞助费，向企事业单位强买、强卖产品的；（三）将法定的无偿服务变为有偿服务，向企事业单位收取咨询、信息、检测、样品检验等各种费用的；（四）对法定的减、免、缓及出口退税等收费、税收优惠政策不落实，附加条件或者要求给予好处才落实的；（五）以各种名义长期无偿占用或者变相占用企业财产、物品的；（六）违反国家关于控制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的有关规定的；（七）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将本人或者亲属应当由个人支出的费用，到下属单位或者其他单位报销的。

其中，有第（七）项行为，情节严重的，可给予开除党籍或者开除公职处分。

第十一条违反中央和省关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有关规定，在有关的公务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或者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行政降级、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或者行政开除处分：（一）没有法定行政处罚依据，随意实施行政处罚的；（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或者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三）在委托执法过程中，对受委托者执法行为疏于管理，长期失察，或者指使、纵容、暗示受委托执法者滥施处罚权，或者违法与受委托者订立利益分配协定的；（四）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将收缴的款物据为己有的；（五）违法实施行政检查或者强制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第十二条违反国务院关于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在有关的公务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国务院《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一）不履行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职责，应收不收、应罚不罚，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二）违反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的规定收缴罚款的；（三）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审批机关已经明令取消或者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仍按原定项目或者标准收费的；（四）违反规定，擅自变更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罚没范围、标准的；（五）违反规定，擅自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或者设置罚没处罚的；（六）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的；（七）违反财政票据管理规定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的；（八）违反规定，擅自开设银行帐户的；（九）截留、挪用、私分、坐收坐支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的；（十）对坚持原则抵制违法违纪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打击报复的；（十一）以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的名义收取钱物，不出具任何票据的。

对上列行为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以下处分：有第（一）项行为的，给予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有第（二）项行为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有第（三）、（四）项行为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有第（五）至（七）项行为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有第（八）至（十）项行为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处分；有第（十一）项行为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十三条在有关的公务活动中，犯有本办法规定之外的其他错误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及其他党内法规以及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追究党纪政纪责任。

第十四条对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的违法违纪人员实施纪律处分，由其所在单位按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及有关规定程序办理。县（含县）级以上纪检监察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进行查处。

对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情节轻微、尚未构成违纪，但群众反映强烈、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可由有关党组织或者行政主管单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作出检查、通报批评和诫勉、责令辞职、免职、辞退等组织处理。

党政机关授权或者委托、委派、聘用的其他组织和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可作解散、解聘、辞退处理。

第十六条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有违反本办法的有关规定，严重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行为的，除按本办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纪律责任外，还应按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追究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作出检查、通报批评和诫勉、责令辞职、免职等组织处理，或者给予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或者行政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行政降级、撤职处分。

第十七条第十五、十六条中关于组织处理的决定可由有党员及干部管理权的机关或者单位直接作出。也可由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或者主管单位提出建议，报请有权机关决定。组织处理决定一般应在收到组织处理建议起30日内作出。

第十八条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所获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各种利益，国家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按有关规定予以收缴、扣押、退还等；需要赔偿的，按《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对所得经济利益责令退赔或者予以收缴，非经济利益予以取消或者纠正。

第十九条本办法执行中的问题，由中共四川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四川省监察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各市、州发布的与本办法不一致的相关规定，从即日起停止执行。



　　美国社会学法学家庞德说过：“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这说明法律的实施是十分重要的。法律的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它的适用性。宪法作为“法律的法律”也不例外，它只有被实施，调整社会关系并发生实效，才能体现其作为法律的价值与作用，才能更有效地树立起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它的实施与否尤为重要，关系到国家整个法律体系的尊严与权威。然而，正如有的学者写到的：“在走向法治的今天，普通法律已越来越深入大众生活，为广大民众所熟悉。如刑法早就为人们所熟知，民法和经济法也为广为人们运用来解决自己的纠纷，行政法也在日益走向大众生活，民告官已成为耳熟能详的话语，惟有宪法在现实生活中仍默默无闻，备受冷落。”[1]如何才能保证宪法有效地实施，发挥其应有的实效呢？本文通过查找现阶段我国宪法实施保障中的问题与不足，从而寻求能够适应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宪法实施保障途径。


一．我国宪法实施保障制度的现状。

宪法保障制度，即所有能够使宪法实施过程顺利进行、各类主体严守宪法、并使宪法规范落实实现的制度的总称。我国宪法实施的保障制度是在1954年宪法中首次确定并开始运行的，主要包括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宪法监督等，由于设计上的不足和缺少具体程序，加之“左”倾思想干扰，这些规定的宪法保障作用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文革”中被置一旁而名存实亡。1975年宪法彻底取消了宪法保障制度的规定，形成这方面的立宪空白。1978年宪法虽然规定了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并有所改进，但还是达不到1954年立法的水平。直到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我国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才趋于定型。依照宪法规定，我国宪法实施的监督和保障制度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规定了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效力。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是对宪法实施提供的宣言性保障，其意义在于为其他宪法保障体制提供最高宪法依据，并具有推动宪法意识建设的巨大社会政治作用。二是规定了宪法的严格修改程序。宪法修改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以维护宪法的稳定性，保障宪法的严肃性。这是对宪法实施的程序保障。三是规定了监督和保证宪法实施的机构。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是行使宪法监督权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和法律的遵守和执行，从而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监督和保证宪法实施的体系。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由全国人大设立的各专门委员会协助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这些规定表明了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重大发展。它不仅弥补了原来由全国人大行使监督宪法实施职权的不足，保证了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得以经常性行使这一职权，而且各专门委员会又可在这方面从事具体的审议工作，使这一工作加强了组织基础。四是强调一切组织和个人都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它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五是规定了严密的法制监督体系，这是对宪法实施的统一性和合宪性保障。这套自上而下比较严密的法制监督体系，有力地维护了宪政法制体系的运行。


二．现阶段我国宪法实施保障存在的问题。

现行宪法实施20年来，党和国家重视宪法宣传教育，公民的法制观念和宪法意识逐步增强，遵守执行宪法总体收效较好。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暴露出现阶段我国宪法实施的保障制度中存在诸多问题。


（一）宪政思路需要改进。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设计就是为了科学地配置权力，使其形成有效制约。我国现行宪法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下，对国家权力资源的配置总体是科学合理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不时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执行难等问题，不时发生的一些违宪现象，与国家权力资源配置在某些方面不尽科学合理，以及未能切实贯彻权力制约原则有关。特别是对执法权的制约力度不足：一是立法对执法缺乏有效制约，人大及其常委会缺少对“一府两院”活动的实质控制权力，既无财政和人事任免等直接有效控制权，又无审计监督和其他有效手段，无法制约执法过程，致使人大监督难以落实；二是执法权力内部缺少相互制约机制，除了刑事案件办理中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制约外，其他执法活动都只有本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权力行使的单向监督，执法权力间的平行和交叉双向制约均不存在；三是具体执法机能的配置与运行缺乏相互制约，造成为政不廉，工作低效，执法不力，执法效果不佳。


（二）宪法立法与宪法的实际需要有一定差距。

我国宪法法制化建设进度很快，但未产生应有的宪法效益，关键问题在于宪法立法本身与宪法实施的实际需要差距太大。宪法立法的需要无法满足，宪法调整处于无序或被动状态，已有的宪法理论有些是不符合现阶段中国宪法实施的实际，有些是盲目照搬外国法条，只求立法“民主”而不考虑有无可行性，有些是闭门生造缺乏实际规范作用。宪法规范具有一般法律规范的共同属性，又有不同于其他法律规范的特点，宪法规范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原则性、概括性、纲领性和抽象性，要使宪法得以真正实现，有待相关配套的法律使之具体化。我国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但还不完善。其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宪法》有许多原则性的规定还没有相应的法律加以具体化。二是有些规定虽有法律加以具体化但质量不高。


（三）宪法实施监督成效不大。

我国宪法实施监督的法定体制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和保障宪法实施的权力，这一体制在理论上是有优越性的，但在实际中却多有漏洞，监督不力。一是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和保障在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全国人大每年开会一次，每次半个月左右，根本没有处理宪法监督和保障工作的时间条件。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会一次，普通立法工作之繁重和大量日常性工作使其无法以足够精力行使宪法监督和保障的权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中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少（组成人员来自各部门、各地区、各方面、各民族）也使其难以胜任宪法监督工作。此外，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虽然按法律规定有责任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但目前对审查备案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已感力不从心。宪法的有关规定，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流于形式。二是缺乏与宪法监督相配套的宪法性法律或规定，对监督宪法实施的具体工作机构、对象、方式、程序等没有相应的制度，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无具体的法律规定和制度可供遵循。


（四）宪法在司法领域的适用性未能得到发挥。

宪法的适用性得不到体现，宪法不能像其他法律那样进入诉讼。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建国到如今，我国宪法还未成为人民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依据，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对国家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因此，宪法从其内容上来看具有高度的纲领性和原则性，同时它又没有具体惩罚措施，其法律效力往往是通过普通法律法规来实现的，而不将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二是从历史来看，这似乎是我国司法实践的一个惯例。早在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研字第11298号对当时的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曾作过一个批复，规定：“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依据这个批复，在实践中就类推出这样的惯例，即宪法既然不能作为刑事判决的依据，那么，它也就不能作为民事、行政等判决的依据了。至1986年10 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中详细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在制作法律文书中被引用。可见，该批复并未将宪法列入可以引用的法律规范文件之中，即对宪法是否可以被人民法院引用来判案采取回避态度，即不肯定，也没有明确否定。正是这两个“批复”的作用，使得“宪法不进入诉讼”这一习惯延续至今。

显然，宪法不能进入诉讼在法理上是不通的。首先，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它具有法律性和适用性。在这点上，和民法、刑法等法律都是一样的；其次，宪法有自己的实在内容，即公民的权利义务和国家机关权限的划分及行使，是具有可诉性的；再次，尽管宪法的规则具有很强的原则性和高度的概括性，但这一点正好弥补了法律具有不周全性的漏洞，从而能灵活处理各种新的问题和新情况；最后，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地位也是其他法律替代不了的，它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关键之所在。因此，宪法进入诉讼是有充分理由的，是目前我国宪法实施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五）宪法意识未在社会中真正树立。

古代思想家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宪法也“不足以自行”，宪法的实施需要全社会自觉地把宪法意识作为最高意识，把遵守宪法作为做高的行为准则。因此，提高广大人民的宪法意识，是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条件之一。

宪法意识是法律意识的一种。它包括立宪、修宪、守宪、护宪等各方面的思想认识，核心是树立宪法是国家大法，违宪是最严重的违法的观念。我国有着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旧中国基本上没有实行过民主，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作为“民主制度法律化”的宪法，这的导致人民宪法意识十分淡薄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发展，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逐步增强，但由于宪法还没有进入诉讼领域，社会主体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全面地感受到宪法所带来的价值，主体与宪法处于脱离状态，这是造成人民宪法意识淡薄的现实原因。许多人存在着“法律很近，宪法较远”的错误想法。人们普遍认为违反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是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但对违反宪法的行为是否应追究法律责任却存在模糊认识，以致产生“只怕违法，不怕违宪”的错误观念。


三．我国宪法实施保障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宪政制度设计，强化权力制约。

1．改进国家权力的配置。

宪法既是授权之法，又是控权之法。国家权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立法权方面，应该进一步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之间的权限范围，进一步明确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之间的权限，以避免下位法对上位法的抵触和重复，避免同位法如规章与规章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行政权方面，存在有的部门改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硬管等现象。前者是权力的缺位，后者是权力的越位。在行政机构的设置上，应该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界定不同部门的职责范围，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避免“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在司法权方面，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应科学配置，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作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立足宪法，从宪政体制整体和宏观的角度，构建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