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局关于外资银行分行向其总行支付的营运资金利息列支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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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介绍：2004年7月，42岁的女子雪某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索要200万10年同居期间的应得财产。
　　雪某在诉状中说，1994年，已有配偶的46岁的郭某，以结为夫妻相许诺，与当年32岁独身的自己建立两性关系，并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生活居住至今。
　　2000年5月，自己与郭某生下了女儿雨滴。10年间，双方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利益上千万，郭某也未向自己支付报酬，已形成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如今，两人结婚已经成为泡影，郭某的许诺已不可能实现，因此，要求解除与郭某的非法同居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应照顾妇女、儿童的利益，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妥善分割，所以雪某要求郭某支付其应得财产200万元。
　　“老公”不认同居关系
　　法院受理案件后，进行了开庭审理，郭某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婚姻法上的同居关系，雪某请求分割财产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雪某的诉讼请求。
　　法庭上两人再没有了往日的温情。为证明两人不存在同居关系郭某还叫来了证人，出庭证明郭某一直与其合法妻子廖梅居住在一起。
　　法院经过几次开庭，最后只能认定以下事实：郭某与廖梅于1970年登记结婚，居住在宜兴市新街镇，夫妻关系一直比较和睦。1994年，郭某结识了雪某。
　　雪某虽认为双方长期同居生活，但并未提供双方持续、稳定同居生活的依据。2000年5月雪某生一女雨滴，2002年3月，郭某与雪某就雨滴抚养事宜达成协议，并约定今后双方再无任何纠葛。该协议经公证处进行了公证。
　　郭某1997年与他人共同出资计100万元组建公司，后又增资至500万元。
　　无锡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婚姻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本案雪某认为其与郭某持续、稳定地共同生活至今，虽提供了一些合影照片和一些证言，但不能完全证明雪某和郭某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且郭某的出庭证人证明郭某一直与其合法妻子居住在一起，故对雪某称与郭某形成同居关系的这一主张不予采信。
　　其次，同居期间的财产系指在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已经取得或应当取得的财产，雪某提供的证据，没有证据来源标识，她又非公司股东，同时未提供其与郭某合资开办的相关证据。综上，雪某诉称要求分割与郭某同居期间共同财产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2005年12月，无锡市中级法院判决驳回雪某的诉讼请求。
　　同居关系分财产，证据更严格
　　雪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近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同居关系与夫妻关系属于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基于合法的婚姻关系，夫妻一方名下的财产在双方无约定的情形下，依法应直接认定属双方共同共有，此种情形属于法律对共有财产所作的特别规定。
　　而同居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因不存在婚姻关系这一事实基础，对其同居期间的财产能否认定为共有及如何分割，只能依照一般共有财产的形成及处理原则予以分割，而不能适用法律有关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的规定作出处理，即同居期间一方名下的财产不应直接认定属于双方共有，另一方只有在举证证实其与对方有共同的投入并经营，共同创造形成该财产的情形下，才能主张分割共有财产。
　　郭某虽然作为股东与他人设立公司并经营获利，但雪某至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与郭某共同投资设立公司并共同经营，故其主张郭某作为股东的公司的注册资金及利润为同居期间共有财产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如雪某认为其在郭某的公司付出劳动，可另行主张相应的劳动报酬。

浅析离婚判决中两种表述的合理性

王越江


当前，法院在离婚案件判决书中，存在两种对判决结果的表述方式：一种为 “准予原被告离婚”（或“不准予原被告离婚”）、另一种为“支持原告的离婚请求”（或“驳回原告的离婚请求”）。
坚持第一种表述方式的主要理由是：一、在判决书中明确准予离婚或不准予离婚，表达简练，当事人易于理解和接受。二、一般原告在离婚案件的起诉状中，将诉讼请求叙述为“请求法院判令原被告离婚”，因此判决书中作出准予或不准与原被告离婚的表述，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相符。三、原告在因离婚纠纷起诉时，除了提出解除婚姻关系的诉讼请求外，往往还有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甚至精神损害赔偿等请求，如果是驳回离婚请求，还需要将其他诉讼请求一一驳回，这必将影响判决书的简洁与连贯性。甚至出现像“驳回原告对婚生子的抚养请求”这类不合法表述。四、这种表达方式是人民法院一直以来惯用的表达方式，当事人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没有必要进行修改。
但是笔者认为，第二种表述方式更加符合法律精神和现代司法的理念，因此主张在审判实践中使用第二种表达方式。主要理由如下：一、这是由法官审判的中立地位决定的。从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历程来看，经历了所谓 “超职权主义”、“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也体现在法律文书的表达上。现代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均承认法官在审判中的中立和消极地位。而以“准予”或“不准予”表达法院的裁判意见，明显带有职权主义的色彩。换以 “支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表述，则更加符合法院作为中立裁判者的地位。另外，离婚诉讼请求是一方当事人提出，而“准予（或不准予）原被告离婚” 的表述对应的是原被告双方，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二、从诉的分类角度来看，离婚之诉属于“变更之诉”，即双方当事人对其存在婚姻关系的事实并无异议。而“准予（或者不准予）离婚”，则是对“离婚”这一将来的法律行为作出的裁判，因此与民事诉讼事后调整的性质不符。从逻辑上是对一个假设作出判断，因此这种表述作为一个命题也缺乏合理性。三、第二种表述方式是以承认婚姻双方享有各自独立的离婚自主权为前提的。当事人一方提出离婚，其请求权基础便是离婚自主权，该项权利与结婚自主权同为婚姻自主权的应有之义。尽管离婚自主权以配偶身份为前提，但从内涵上体现的是婚姻自由，因此是一种人格权，而不是身份权利。身份权基于身份既可实现，相比之下，人格权尤其是自由权的实现则受到法律的诸多限制。这种限制对于离婚自主权而言，可以体现为一方提出离婚时，必须经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方可得到支持。法院在离婚纠纷案件裁判文书中，需要阐明的是对一方基于离婚自主权而提出的离婚请求是否准许的问题。因此离婚纠纷仍然涉及权利与豁免，法院要做的是在当事人提起诉讼后依法维护私权的行使或表达法律对私权的限制，而不是干预私人生活。四、至于在驳回原告离婚请求时其他请求是否需一一驳回，笔者认为，法官审理案件作为一种法律的解释活动，有必要尊守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在民法解释中，有一种解释方式属于文本解释的内容，即“举轻以明重”和“举重以明轻”——通过法律条文中较轻的后果推知较重的后果，或者通过较重的后果推知较轻的后果。这是一种与立法技巧相关的解释方法。法院判决作为一种规范性法律文件，也可借鉴这种方式。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既然驳回离婚请求，那么建立在离婚基础上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以及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自然不被法院支持，因此法官只需在判决中体现对离婚请求的驳回即可，不必对其他请求再一一驳回。
法律文书是法院向当事人和社会表达自己立场和态度的载体，民事裁判文书在一定意义上是当事人权利和法律精神的宣言书，因此对裁判文书语言的精雕细琢以求做到精制，是法官行使审判权的重要内容。以上一家之言，敬请方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