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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商事案件的立案条件

徐英杰 姚秀金


立案是人民法院依“不告不理原则”处理案件的第一环节。如何正确地把好立案关，这不仅牵涉到法院能否对所立案件进行管辖并依法作出裁决，更重要的是牵涉到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如应当立案的没有给立，不该立案的却给立了，这样不但给当事人在时间和金钱上造成了损失，而且往往会给法院工作带来被动。为了正确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关于立案条件的规定，既切实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能使法院审判工作有条不紊地顺利开展，笔者特对民商事案件的立案条件作如下简析，供广大同仁商榷和指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首先，谈一下有利害关系的原告问题。
笔者认为，一个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其认为自已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损害，因而书写诉状到法院起诉时，该起诉人的原告身分便已明确了，其基于自已的合法权益受侵或损害而诉诸法院，其便自然地与案件产生利害关系。
其次，谈一下明确的被告问题。
起诉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其诉状中请求所直接指向的相对方即为被告，该被告的自然状况应是明确、具体的，即如是个人其应有姓名、年龄、职业、住址等，如是单位，应有住所地、法人代表等，这样便可算有明确的被告了。如仅有名而无其他基本资料，则不能认定被告明确。
再其次，关于有明确的诉讼请求，具体的事实和理由问题。
请求是当事人诉的标的和原因，所以其应当是明确具体的，如，原告A诉被告B借款一案，就应有明确的还款数额；原告C诉被告D损害赔偿一案，就应有明确具体的请求赔偿的数额等。
关于具体的事实和理由，这与诉讼请求之间形成了骨和肉的关系，二者不可分离。请求是当事人起诉想要达到的目的，而事实和理由则是支称，是支持请求的原因和依据；没有事实和理由则请求无从谈起，而没有请求则有事实和理由也毫无意义，所以，二者是相辅相承不可分离的。
再者，关于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问题。
这主要是对主管与管辖及管辖权的划分，是对人民法院处理的纠纷与其他部门处理的纠纷，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权进行的分工，这要求原告所诉的纠纷，必须是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即属于人民法院管辖的范围；另外，该案件还必须是属于审查受理该案件的人民法院的管辖。如一起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作为义务的案件，就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一起对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处分行为不服，就不能直接提起诉讼；属于A法院管辖的案件，就不能到没有管辖权的B法院起诉。
最后，笔者要说的也是实践中在立案操作上最不规范和统一的问题，那就是原告起诉是否必须提供证据的问题。
实践中普遍地存在着立案人员在审查案件应否受理时，要求起诉人必须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的情况，如提不出证据或没有证据则往往不给立案，或立案人认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起诉的主张，也往往不给立案。笔者对此种做法不敢苟同，并认为，此做法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也是与法律规定相悖的。
立案庭不是业务庭，其职能划分是截然不同的，按分工，立案庭只负责立案方面的工作，而业务庭则是具体审理案件的，也即是对所立案件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决的机构。从人民法院工作性质的“被动性”来讲，立案工作相对于审判工作来讲，应是纯被动的，笔者认为，只要当事人起诉符合了笔者前面分析的四个要件，则立案人员应无条件地受理，而不应审查原告的起诉是否有证据及证据的证明力，因为，有无证据及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只是牵涉到原告所诉的事实及请求在审判实践中检验能否得到确认和支持的问题，有证据且足以证明其主张，则其请求就能受到法律支持；有请求无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则其请求就会得不到支持，这些都只属于业务庭或称审判庭的职权范围，立案庭无权也无义务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处理和认定。
我国公民由于受法律意识和法律水平不高及思想观念的影响，做事不留证据或不知取证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如，张A和张B系胞兄弟，一天，张B向张A借款1万元，由于系胞兄，碍于情面，所以没有让立借据，后张A因用钱向张B索要未果，而到法院起诉，如让其拿出借据，这显然是不可能，如因为无证据就不予受理，这无疑会损害张A的权益，所以，此案应当受理，因为张A所陈述的事实便是证据的一种，其陈述在未经质证前，并不能确定被告张B就会必然否认，若在诉讼中张B承认了借款的事实，这样，即便无据也足以支持张A的主张，假若不给立案，那哪还有机会让张B去承认借款的事实呢？张A的权利又如何保护和实现呢？所以，立案庭在对民商事案件立案时，不应审查起诉人是否有证据或一味地强调必须提供证据且还要能证明所诉事实，这样扭曲了法律的本意，也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相反，案件在受理后，若起诉人因所诉事实被被告否认，而其又拿不出证据而败诉，这样，原告即便输了也无怨无悔，只要立案人员在立案时把这一诉讼风险提前告知就足矣。
通联：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凌城法庭
TEL：0516-8231012



针对当前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为充分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效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猖獗势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解释》共22条，点多面广，内容较为丰富，为便于实践理解和把握，现围绕《解释》规定，对《解释》起草时确立的相关原则精神阐释说明如下：


一、严密刑事法网，明确犯罪界限


针对各种新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层出不穷，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存在顾虑和不同认识的客观实际，《解释》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领域较为突出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梳理分类，并根据刑法规定分别提出了法律适用意见，较为系统地解决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定罪问题，基本实现了对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全面覆盖。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象全覆盖。除食品之外，影响食品安全的还有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相关产品。鉴于实践中对于食品范围的理解以及食品添加剂等是否属于食品等存在不同看法，为统一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律适用，根据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解释》区分不同对象分别明确了具体的定罪处理意见：一是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基本罪名的对象不仅包括加工食品，还包括食品原料、食用农产品、保健食品等，以后者为犯罪对象的同样应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二是食品添加剂和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包括餐具等食品相关产品不属于食品，以这类产品为犯罪对象的，应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第二，链条全覆盖。如果说前述有关犯罪对象的规定解决的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横向延伸问题，那么关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链条的法律适用规定解决的则是该类犯罪的纵向延伸问题。鉴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链条长、环节多等特点，为有效打击源头犯罪和其他食品相关产品犯罪，《解释》作了以下两方面的规定：一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流通、贮存环节的滥用添加和非法添加行为，将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细化为“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环节，明确加工、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以及餐饮服务等环节中的添加行为均属生产、销售食品行为；二是明确非法生产、销售国家禁止食品使用物质的行为，包括非法生产、销售禁止用作食品添加的原料、农药、兽药、饲料等物质，在饲料等生产、销售过程中添加禁用物质，以及直接向他人提供禁止在饲料、动物饮用水中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等，均属于违反国家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应依法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三，犯罪全覆盖。如前述所提及的，除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个基本罪名之外，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还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等犯罪。为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发挥刑事打击合力作用，《解释》对各种危害食品犯罪行为的定罪意见以及罪与罪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规定，主要有：一是针对食品违法添加中的突出问题，明确食品滥用添加行为将区分是否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分别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食品非法添加行为一律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处理。二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行为，如利用“地沟油”加工所谓的食用油等，明确此类“反向添加”行为同样属于刑法规定的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三是为堵截病死、毒死、死因不明以及未经检验检疫的猪肉流入市场的通道，明确私设生猪屠宰厂（场）、非法从事生猪屠宰经营活动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四是为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各种帮助行为，扫除滋生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环境条件，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以及食品虚假广告犯罪作出了明确规定。五是鉴于食品安全犯罪与一些部门监管不力、一些监管人员玩忽职守、包庇纵容有着较大关系，对食品监管渎职行为的定罪处罚意见予以了明确。


二、依法从严从重，确保打击效果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具有明显的常业犯、团伙犯特征，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屡教不改，在受到处罚后又重操旧业甚至变本加厉；一些社会人员受非法利益驱使竞相加入。为有力震慑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充分发挥刑事司法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功能，《解释》通篇贯彻了依法从严从重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细化量刑标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均有多个量刑档次，两罪的法定刑分别高达无期徒刑和死刑。由于刑法规定的各种加重后果及其他加重情节缺乏具体的认定标准，实践中在一些案件的处罚上存有顾虑，为稳妥起见往往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为防止重罪轻处，依法从严惩处严重犯罪，《解释》花了较大篇幅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定加重情节一一予以了明确。


第二，明确罪名适用原则。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常常同时触犯多个罪名，存在大量犯罪竞合的罪名选择适用问题。为体现依法从重惩处的精神，防止重罪以轻罪处理、有罪按无罪处理，限制食品安全犯罪以非食品安全犯罪罪名处理，确保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解释》作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是鉴于《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罪名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等规定，且该两罪的法定刑规定通常要重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等其他罪名，明确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一般应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只有在同时构成其他处罚较重的犯罪，或者不构成这两个基本罪名但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况下，才适用刑法有关其他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二是为依法严惩食品监管渎职犯罪，不给案外因素干扰留下法律空间，明确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应以食品监管渎职罪定罪处罚，不得适用法定刑较轻的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处理；同时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不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但构成商检徇私舞弊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应当依照相关犯罪定罪处罚。


第三，提高罚金判罚标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为贪利性犯罪。有效阻遏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必须加大犯罪成本，不让犯罪分子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得到便宜；必须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剥夺其再次犯罪的动机和条件。为此，《解释》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精神，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规定了远高于其他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罚金标准，明确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一般应当在生产、销售金额的二倍以上判处罚金，且上不封顶。


第四，严格掌握缓、免刑适用。为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接受必要的教育改造，预防其再次犯罪，确保刑罚执行效果，《解释》强调，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应当依法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对于符合刑法规定条件确有必要适用缓刑的，应当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第五，严惩单位犯罪。单位实施的食品安全犯罪往往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为体现从严打击的政策精神，同时考虑到食品企业中单位与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解释》明确，对于单位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依照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罚。


三、强化司法认定，方便实践操作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专业性强，行政法律法规依赖度高，证据事实认定难，为便于实践认定，提高司法效率，有效实现行业鉴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解释》根据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的特点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的一些事实要件或者从实体上或者从程序上进行了技术处理，极大程度地增强了司法可操作性。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转换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入罪门槛的认定思路。成立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首先需要满足“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这一法定危险要件，而作为主要定案证据的检验报告通常仅就送检食品是否含有致病性微生物、污染物质及其理化数值发表意见，证据事实与待证事实存在明显的断裂。为解决这一司法认定难题，《解释》基于现有证据条件，采取列举的方式将实践中具有高度危险的一些典型情形予以类型化，将一个原本属于个案认定的问题置换为一个规则认定问题，明确只要具有所列情形之一，比如“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即可直接认定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从而有效实现了证据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对接。


第二，将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认定法定化。“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是成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定对象要件。受检材，检验标准、技术、方法，以及现有知识等客观条件限制，实践中对于“有毒、有害”物质的查证极其困难。考虑到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基于非法添加物质具有的严重毒害性对食品非法添加行为作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解释》明确，凡是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使用的物质可直接认定为“有毒、有害”物质，而无需另做鉴定。当前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陆续公布了各类禁用物质名单，何谓禁用物质一目了然，《解释》的这一规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提供了极为便捷的认定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