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失业保险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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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贵阳市政府办公厅


贵阳市人民政府驻外办事处、联络处职责和若干问题的规定
贵阳市政府办公厅


（1989年7月31日 贵阳市人民政府批准）


为了进一步加强市人民政府驻外办事处、联络处的领导，理顺办事处、联络处与有关部门的关系，明确职责，建立健全工作制度，逐步完善办事处、联络处的建设，适应工作的需要，特拟定如下暂行规定。
一、驻外办事处、联系处性质和隶属关系
1．贵阳市人民政府驻外办事处、联系处是市政府的派出机构，行使市政府委托的职权；为副县级事业建制；属市政府领导，由市政府办公厅管理▲。
2．有关经济技术协作等方面的业务工作，由贵阳市人民政府以外经济合作办公室管理▲。
3．党的组织关系和行政隶属关系同时接受驻地政府和贵州省人民政府驻当地办事处的管理。
二、驻外办事处、联系处职责和任务
1．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和驻地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法令。
2．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指示，促进和沟通贵阳与驻地城市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联系；对重要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做好组织协调和牵线搭桥工作。
3．广开渠道，注重调研，及时、准确地向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驻地城市改革和建设等方面的经验、措施、办法、动态等信息资料。
4．密切与驻地城市有关部门的联系（北京联系处要密切与国务院各部、委、办的联系），加强与各兄弟办事处的业务和信息交流，促进贵阳与各兄弟城市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5．对贵阳市驻外地城市的企业，进行协调、服务、检查、指导。
6．积极为我市企事业单位办理代购、代销、代运和物资调剂业务，做好服务工作。
7．联系贵阳籍以及过去在贵阳工作过的同志，为振兴贵阳作贡献。
8．对贵阳市企事业单位派往驻地城市设立的办事机构，要加强联系，了解、掌握有关情况。
9．做好办事处、联系处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行政、业务、财务管理，加强和完善内部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使之成为精干、多能的工作机构。
10．及时办理市委、市政府交办的有关工作。
11．为市级各大班子领导同志外出提供服务，搞好接待。
三、驻外办事处、联系处人员编制、干部、任命及福利
1．贵阳市人民政府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口五个办事处、联系处，编制共三十五人（不含临时雇佣人员）。各办事处具体配备人数，由市政府办公厅根据实际任务确定。
2．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派驻办事处、联系处的主任，征得市委组织部同意后，由市政府任命，副主任由政府办公厅任命。
3．派驻办事处、联系处人员原则上实行轮换制，一般两年轮换一次，根据需要可适当延长或缩短轮换期。
4．驻外办事处、联系处聘请的临时人员，应择优录用，实行合同制。
5．借调到各办事处、联系处工作的人员，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同时享受驻地出差（按日历天数计算）补贴。当地聘请和在贵阳市雇请的临时人员按签订的合同规定执行。
6．在驻外办事处、联系处工作期间的调资、评定技术职称，由原单位根据国家政策负责办理，所在办事处、联系处要提供其驻外期间的工作表现。干部、职工、编制、工资福利、年终统计工作，由原单位负责办理。
7．驻外办事处、联系处工作人员（除临时雇请人员外）均按有关规定享受休假。夫妻两地分居的按国家规定享受探亲假。有休假和探亲假共同使用的，仅享受一次性交通费报销。当年不休假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8．驻外办事处、联系处被轮换的人员，在原则上回原单位工作。需离职或退休者，亦由原单位负责办理有关手续，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请市委组织部和市人事局有关部门负责协助。
四、驻外办事处、联系处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
1．驻外办事处、联系处实行主任负责制。
2．各办事处、联系处要将各自的工作任务列入目标管理，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到人，定期检查、评比。表扬奖励表现好的，批评鞭策后进的。
3．驻外办事处、联系处要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业务建设，定期组织学习政治、业务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树立廉洁、高效、求实、创新的工作作风。
4．各办事处、联系处要建立会议、汇报制度。半年一次书面汇报，年终写出总结报告。
五、驻外办事处、联系处财务经费管理
1．本着勤俭办事，节约开支的原则，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由市财政局每年对各办事处、联系处核拨经费。
2．办事处、联系处工作人员（含负责人）出差、探亲、休假、轮换、调离（须经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批准），交通和住宿标准，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
3．贵阳派驻办事处、联系处的人员来筑出差，差旅费报销、住勤补贴减半发给。
4．各办事处、联系处为企业开展代购代销、牵线搭桥活动，按照有关规定收取的手续费、劳务费，可拿出一部分改善职工福利。



1989年7月31日

法律解释中的大众化和职业化

巴占防


[内容提要] 随着法律的日益复杂化、技术化、专业化和职业化，颇具核心功能的法律解释已经出现精英文化的话语统制。本文作者用房屋合建、企业间相互借贷、“安乐死” 三个法律实践分析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制约下的解释方法在法律解释中的问题。.
［关键词］房屋合建 企业间相互借贷 安乐死 大众话语 精英话语

应该认为，任何制定公布出来的成文法律，比如制定法或者判例法，它们在法律的适用中均面临着解释问题。因此，美国学者Talcott Parsons认为：“解释功能可以说是法律制度的核心功能”。现代性法律知识预设的民主与法治、正当与合法之间的紧密关系出现了较难克服的内在危机。由此观之，法律解释的分析与期待，首先应置于其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的把握和权衡。在当下中国的法律语境中，这种把握与权衡似乎尤为重要。
在本文中，“话语”主要意指一种“意识形态”。此种“意识形态”含有知识状态和价值理路。笔者尝试用三个法律实践分析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制约下的解释方法在法律解释中的肌理纹路.
1、房屋合建。房屋合建在我国已是较为普遍的民事行为。通常情况下，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提供资金，待房屋建成之后，双方依约定化分房屋产权，这便是常说的房屋合建。由于土地、资金和房屋等资源的相对稀缺，这种行为得到人们较为广泛的赞同或默认。一般而言，房屋所有权视土地使用权而定，没有土地使用权便无法获得房屋所有权。因此，双方约定合建房屋的行为实质上包含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根据我国若干土地管理法律的规定，土地使用权不得非法转让，出让或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必须经由政府批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法律本文以认定合建房屋的有效或无效。
2、企业间相互借贷。与房屋合建类似，我国企业（指无权经营金融业务的企业）间借贷也是颇为普遍的，在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下，这种借贷尤其广泛。一般来说，这些企业实施借贷行为超出了自己的经营范围。有关金融管理的法律规定，经营借贷业务的机构只能是金融机构或国家批准的非金融机构。然而，人们总是认为，这类借贷行为是可理解的，当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充分尊重市场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意思表示，而意思表示又是真实自愿时，则更应当予以准许。目前的问题也是：如何解释法律本文以认定这类借贷行为的有效或无效。
3、“安乐死”剥夺他人生命。“安乐死”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已出现多起这样的案件。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一般使用无痛苦的方法使不治之症患者停止生命，而且这种行为通常经过患者本人同意。虽然在某些国家法律已明文规定允许这类行为，但在我国法律尚未准许。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这样，在大多数人对此行为持理解态度时，法律适用者必须解释法律本文以决定该行为是否应予准许。
在法律实践中，针对上述三个法律解释问题，人们可以发现，某些法律解释者的较为浅显直接的主张一般是以如下方式展开的：以社会需要、经济发展或民众要求为根据，甚至以法律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为依据，认为房屋合建、相互借贷和“安乐死”应当获得法律上的认可。这种主张通常暗示了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其潜在叙事策略在于主张法律本身就是社会需要、经济发展和民众要求的集中体现，法律与公平正义应是同构的，法律的根本基础在于民众的愿望诉求。大众话语并不完全无视法律的规定，而是不大在乎法律体系的内在秩序，仅强调当法律和外在的社会价值发生对立冲突时，应以后者作为规范要求的最终依据。由于这种法律解释是以法律的外在社会价值为基点，其结论通常便指向了单直观的大众目标。不难觉察，大众话语制约的法律解释暗含了一种法律范围内的“民主”与“正当”的元叙事。
但是，某些法律解释者的较为职业化的主张一般是以另种方式展开的：首先思考法律的各种相关规定，并探求法律的目的、精神、原则，同时以法律理论作为推理依托，来确定针对具体事实的法律结论。他们首先会给予房屋合建、相互借贷和“安乐死”等行为以法律上的效力定位，然后再略微结合法律外在的各种价值，思考案件当事人的具体权利和义务。这种主张时常展现了法律解释中的精英话语，其内在出发点是确信法律本身就具有极为重要的追求意义，而作为法律适用中的法律官员，其职责首先在于严格地服从法律。这本身是“法治”的前提要求，或曰作为科层的法律解释者的“政治道德”的特殊要求。精英话语并不完全忽视法律的各种外在价值，只是尤为强调从法律内在价值反观法律的外在价值。可以看到，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律解释大多是以法律规定及法律体系的内在秩序作为推理起点的。因此，其解释结论总是以法律的明确规范或原则为根据，认定上述三类行为是无效的。换言之，以法律文本作为起点的这种法律解释结论通常以法律的内在价值作为最终目标。与大众话语相对，精英话语制约下的法律解释暗含了“法治”与“合法”的元叙事。
由于不同的背景文化品格，大众话语式的法律解释显露了情绪化、理想化和普遍化的倾向，而精英话语式的法律解释则显露了理性化、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倾向。前者不仅以政治、经济、道德或习惯等领域中的价值理念为基点，而且其语汇如“民意”、“需求”、“情理”等，也是普遍取自这些领域。在这些价值理念和语汇背后的知识状态，表现为对法律观念的一种宽松理解，即对已有的法律话语筑造的学科意念表达了重塑的企盼。后者虽然最终是以政治、经济、道德或习惯等领域中的价值取向为圭臬，但其总要以“法治”、“依法裁决”、“法律的内在体系”、“法律的原则（精神或目的）”等语汇的使用为标志。其价值取向和语汇隐藏的知识状态展示为对法律观念的一种“保守”心态，即对现存的法律话语圈定的学科设想表达了维护的姿态。因此，大众话语中的解释机制一般是以“探究法律应当是什么”来表现的。精英话语中的解释机制一般是以“探究法律实际是什么”来表现的。在后者中，即使解释者以法律的外在价值为最终目标，其也仍然认为所作的法律结论是法律本身的内在要求。在法律制度文化的语境中，由于学科知识固有的意识形态作用，大众话语的法律解释时常处于边缘化甚至被放逐的地位，而精英话语的法律解释则基本占据了中心位置。
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两种话语不仅在具体层面上确定了法律是什么，而且在抽象层面上确定了法律是什么。这是说，它们不仅确定了针对房屋合建、相互借贷和“安乐死”的具体法律内容是什么，而且确定了一般的法律概念是什么，从而将各自话语的知识内容在具体和抽象两个层面上凸现出来。在大众话语中，解释者认为，法律的具体内容应当是：如果房屋合建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自愿，而且房屋合建的目的在于自用而非土地出租或倒卖，那么合建行为是有效的；如果出借资金方是以帮助借款方缓解资金困难为目的，而且借贷利息不高于银行同期借贷利率，则借贷行为有效；如果在患者（有不治之症且痛苦异常）本人的明示要求下并遵循一定程序安乐促其死亡，则不应认定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解释者会认为，在一般意义上，法律一方面是指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具有明文规定的具体行为规则，另一方面是指在社会中应当存在的符合公众多数愿望的行为规范。而在精英话语中，法律解释者较多认为，法律的具体内容是：房屋合建属变相转让土地使用权，除经有关部门补办有关建房手续外，应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无权经营金融业务的企业相互借贷，超越了工商登记核准的经营范围，并且逃避了国家有关机构的金融管理，其行为无效；“安乐”促使他人死亡，对社会仍有一定的危害性，属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解释者会认为，在一般意义上，法律不仅包括明文规定的具体行为规则，而且包括法律的目的、精神及原则，包括可以从这些目的、精神及原则推论出的“隐含的具体行为规则”。大众话语和精英话语的各自知识内容，自然决定了法律学科知识的意识形态对前者的贬抑和对后者的青睐。当然，在学科话语的背景中谈论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解释”的分野，并不意味着后者只具有单一性和统一性。在追求法律内在价值的过程中，精英话语控制下的法律读者仍会具有不同的具体解释结论。正如在大众阶层内，主体会对“情理”、“需求”等观念具有不同理解解释一样，在法律科层内，读者对法律的“内在要求”、“内在一致性”也会具有不同的阐明或诠释。
通过各自的解释机制，两种话语试图解决法律解释的两个基本问题：解释方法的选择和这种选择的实质理由的确证。前者涉及法律解释的方法论，后者涉及法律解释的本体论。前者要求法律解释的表面技术学，后者要求法律解释的深层政治学。可以看出，在解释的实际过程中，两种话语都想取得方法上以及理由上的“霸权”地位，当两种话语导致的解释发生冲突不可调和时，这种“霸权”争夺尤为激烈。

参考文献：《解释的难题》朱苏力著
《法律及其本土资源》朱苏力著
《法理学》张文显主编
《立法学》周旺生主编


(作者单位 利津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