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处理“九九”后澳门涉台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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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责任的分配与适用


1999年1月23日上午10点，顾某在上海工艺美术商厦购买一颗标签上注明“天然黄水晶球”的工艺品。顾某当时要求鉴定，但售货小姐表示：“你去鉴定吧，有什么问题找我们。”顾某于是花了2944元将球买下，并得到发票和信誉卡。信誉卡上写明：“假一赔十”。此后，顾某随即前往城隍庙的豫园上海珠宝测试鉴定处进行了鉴定。鉴定书写明：“球重289.8克，直径58.6mm，方解石”。据此，当日下午13点时，顾某要求商家按信誉卡上的承诺赔偿，但交涉未果。同年4月27日，顾某将上海工艺美术商厦告上了法院。
在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顾某拿去鉴定的假水晶球是否就是被告出售的产品？被告主张“此球非彼球”，原告则主张“此球乃彼球”。而双方又都难以确切证明自己的主张。
上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顾某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故判顾某败诉。二审法院仍持此观点，维持原判。
笔者认为，此案的判决是存有疑问的。由于此案件——球是否还是原来的球这一争点是某种难以查明的事实，而这种事实又需要有人加以举证证明，但事实上无论对原告还是被告来说，举证证明均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此时，无论法院将举证的责任推向谁，谁就将面临举证不能的情形，从而不得不面对巨大的败诉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即举证责任规则如何客观合理地进行分配与适用的问题。而对此案，笔者的疑问也正是法院是否合理地适用了举证责任规则。
举证责任实质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当事人向法院或陪审团提供证据的责任，相当于大陆法系上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二是辩论终结时，当事人因案件事实真伪不明而承担的诉讼不利益，相当于大陆法系上的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在这两者中，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本质，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不过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投影而已。当事人主张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并为了避免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理应由其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这种分担应当说是合理而公正的。
但对这种分担，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不能随便发生作用的。只有当待证事实在已经穷尽一切合法、可能的证明手段之后仍处于真伪不明时，才确切地产生效力。在实践中，有的法官对此理解不深，在审理中一碰上认为查不清的事实就武断的适用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从而导致出现片面化、极端化的倾向。
首先，应当明白这里的穷尽一切合法、可能的手段，不仅针对当事人而言，即当事人应尽力提供证据，促使法官心证的形成，而且也包括受案的法官。也就是说，法官并不能片面地理解举证责任，一味地将举证责任推向当事人，从而过于消极地面对待证事实。因为法官需要努力形成心证，所以，适当积极地面对待证事实，全面审视案件，客观运用推理，对心证的形成应当说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
其次，这里所说的真伪不明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原告提出了有力的本证；被告亦提出了实质性的反证；对争议的事实有证明的必要，自认的、无争议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须证明；用尽合法的、可能的证明手段，法官仍无法获得心证；口头辩论已经结束，而心证不足的情形仍无法改变。只有这些条件同时成就时，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才发生效力。同时，在这些条件中又还包含了对证明标准的要求，即原告的本证必须是有力的，必须达到使法官确信该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程度。被告若想反驳、推翻原告的证据或使原告的证据处于难以采信的境地，也应提出实质性的能动摇法官对高度盖然性确信的证据。如果仅仅是口头上的否认，而无有力的证据加以证明，纵然此时被告提出的主张看似难以查清，法官仍应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成立，而非真伪不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不发生作用。
本案中，笔者认为原告顾某已然提供了有力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首先，原告提供了买球时的发票及信誉卡，证明自己确实在一定的时间、地点与特定的对象有过交易行为；其次，原告提供了专业鉴定处对球的鉴定结论，证明了自己提出的“球为假球”的主张。根据这两项证据，再结合当事人所述的事情发生的全过程（双方对当时原告要求鉴定，下午原告与被告进行交涉等事实并无异议），得出顾某在商厦所购货物为假货的结论，应当说是不难的。这种盖然性依通常的认识是存在的，并且足以达到举证责任规则中所要求的标准。所以原告的主张初步成立。也就是说，此时原告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已告一段落，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已随着原告举证的完成而转移到了被告一方。那么作为被告的商厦是否提供了足以动摇原告证据可采信的证据呢？没有。被告的否认性主张中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否认原告在被告处买的球是假球。这是针对原告提出所购之球为假球的事实主张的反驳；二是被告主张原告所持之球是被“调了包”的球，不是原先原告在被告处所购之球。这是一个新的有利于被告的事实主张。上述被告第一层意思中的口头反驳，与原告提供的强有力的假球鉴定结论相比，显然无法推翻原告的证据。而被告新提出的原告“此球非彼球”的主张，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理应由被告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但被告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更不用说有力的证据了。由于被告没能完成已转移到由其承担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所以，此时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不应发生作用。应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成立，由被告承担败诉结果。
一、二审法院之所以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推向原告，一是因为其没能确切认识到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已然转移，片面理解“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二是没能在事实认定进入僵持阶段之前清楚地认识到，是被告主张了新的事实，而非原告；三是没能全面审视案件，适当进行推理，认定过程过于消极；四是没有确切理解盖然性的含义及标准；五是没有注意到其心证的结论明显有违心证形成的限制条件——结论不能有悖于通常的社会经验规则。
所谓盖然性（probability)，也就是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在民事纠纷中，举证责任规则要求，只要因果之间具有初步的、一定程度的可能性时，法官就可以对其予以认可。而这种可能性的认定，一般以大众依据常理认为很有可能发生为准。必然性的证明如果可能当然好，但事实上不现实，在处理民事纠纷中也没有这个必要。
从一般的交易习惯而言，顾客购物后取得的发票或小票就是其向商家主张更换、退货或其他权利的依据。行使这些权利并不以权利人证明“此货乃彼货”为前提条件。相反，这种问题往往由商家提出并由其举证说明“此货非彼货”的原因。如现实中常有一些顾客事后在主张权利时找错了对象。此时卖方就会对此提出异议，告知其此货并非是其所卖。举证说明包括让其看一看自己出售的样品，以示自己出售的货物中并没有对方所说的物品；尽量让对方回忆购物的确切地点，从而排除货是在此所购等等。这些说明，买卖中的一般做法是，由买方拿着凭据（发票或小票等）和所购之物前往卖方处主张权利，并不需要证明“此货乃彼货”，这是现实中的常理。由此可见，大众对“此货乃彼货”的盖然性认可远远大于对“此货非彼货”的盖然性认可。而当卖方主张“此货非彼货”时，其是对常理的否定，则理应负有证明或说明的责任。
如果像一、二审法院认定的那样，消费者在主张权利时需要先对货物的真实性进行证明，那么将实际上剥夺消费者在大部分情形下行使诸如要求修理、更换、退货、伤害赔偿等一系列基本的权利。如此将使消费者在交易中背负过重的责任，不利于交易的发展和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则过大地减轻了销售者、厂家的责任。最终使举证责任在买卖双方的分配上严重不平衡。这是对举证责任规则的歪曲，是不可取的。

通联：山东莒县法院研究室
作者：俞华权
邮编：276500
参考：
邵明，《民事举证责任的涵义和分配标准》，载《法学前沿》第4辑，2001年版；
张卫平，《证明责任倒置辨析》，载《人民司法》2001·8；
陈旭，刘言浩，《证明责任、法官心证与不当得利的溯及力》，载《人民司法》2001·10；


江苏省徐州市人大常委会


徐州市城市重点绿地保护条例

（2010年8月27日徐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制定 2010年9月29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保护城市重点绿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内的重点绿地保护，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重点绿地，是指本市城市规划区内，以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为主要存在形态，功能突出、需要长期保留的城市用地，包括其范围内的植被、水体及相关设施。具体有以下几类：

（一）公园绿地，包括综合公园、专类公园、带状公园、街旁游园和广场绿地；

（二）重要的防护绿地，包括重要的卫生隔离带、防护林、城市组团隔离带以及重要道路的防护绿地；

（三）主城区主干道行道树绿带；

（四）云龙湖风景名胜区、吕梁山风景区内的重要绿地。

第三条 市园林管理部门是本市重点绿地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铜山区、贾汪区管辖范围内的重点绿地保护工作由铜山区、贾汪区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主管。

规划、国土资源、城乡建设、城管、林业、水务、交通等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重点绿地保护工作。

第四条 重点绿地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绿地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规划管理部门拟定重点绿地名录和绿线，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重点绿地名录和绿线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并向社会公布。云龙湖风景名胜区内的重点绿地，由市绿地主管部门会同市规划管理部门拟定绿线。

新增绿地属于重点绿地范围的，应当列入重点绿地名录。

重点绿地由绿地主管部门设置标志。

第五条 重点绿地推行社会化养护，由管理养护部门通过招标方式从有绿化养护资质的单位中确定养护单位。养护单位应当按照城市绿地养护标准进行养护。

第六条 主城区主干道上的行道树不得擅自更换。确需更换的，应当由绿地主管部门会同管理养护部门组织听证会，征求专家、群众代表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后，提出更换方案，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七条 不得擅自占用重点绿地或者改变其规划用途。因公共利益需要占用重点绿地或者改变其规划用途的，绿地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管理养护部门组织听证会，征求专家、群众代表、利害关系人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后，由本级人民政府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重点绿地在云龙湖风景名胜区内的，由市人民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在山林红线保护区内的重点绿地，占用或者改变其规划用途的，依照《徐州市山林资源保护条例》的规定执行。

铜山区、贾汪区管辖范围内的重点绿地，需要占用或者改变其规划用途的，铜山区、贾汪区人大常委会应当于审议决定后十日内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八条 经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占用或者改变重点绿地规划用途的，由规划、国土资源、城乡建设等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九条 以填埋、建设等方式占用重点绿地范围内水体的，按照本条例有关占用重点绿地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 重点绿地内配套建设的公共建筑及其他设施不得擅自扩建，其性质和用途不得擅自改变。确需扩建或者改变其性质和用途的，由绿地主管部门会同规划管理部门组织论证，征求群众代表、利害关系人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后，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十一条 因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查等需要临时占用重点绿地的，应当经绿地主管部门同意，领取《临时占用城市绿地许可证》，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在规定期限内恢复原状。

绿地主管部门应当对临时占用重点绿地进行监督，督促有关责任主体在临时占用后实施绿地恢复。

第十二条 因应对突发事件，需要紧急占用重点绿地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三条 重点绿地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损毁座椅、果皮箱、护栏、标识牌、廊架、凉亭、雕塑、亮化灯具、地面铺装等设施；

（二）擅自设置广告设施；

（三）取土、挖石、焚烧物品；

（四）违反规定野炊、停放车辆、设置帐篷；

（五）放牧、种植蔬菜或者其他农作物；

（六）其他损坏绿地的行为。

第十四条 擅自占用重点绿地的，由绿地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可以并处所占绿化用地面积每平方米一千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擅自占用重点绿地进行建设的,由规划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的罚款。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市、区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未经批准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由有关审批部门责令设置者限期拆除，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有关审批部门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设置者逾期未拆除的，由有关审批部门依法拆除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由绿地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可以并处损失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未造成损失的，可以并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 本条例对重点绿地的养护、管理未作规定的，适用《徐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属于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范围的，由城管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实施。

第十八条 相关行政管理机关、管理养护部门或者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据职责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履行拟定重点绿地名录和绿线职责的；

（二）擅自占用重点绿地进行建设或者改变重点绿地规划用途的；

（三）擅自扩建重点绿地内配套建设的公共建筑及其他设施或者改变其性质和用途的；

（四）违法办理行政许可手续的；

（五）对发现或者举报的违反本条例行为，依照职责应予查处而不予查处的。

第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