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罪概述/洪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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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在城乡差距还比较大的形势下，乡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需进一步完善，贫富差距有扩大化的趋势。近年来，我国侵犯财产和人身权利的犯罪还是比较突出，尤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由于许多男子入城打工，家里留守妇女往往容易成为犯罪对象；在城市，流动人口、就业、物价高涨、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在相当时期内还比较尖锐，入户打劫、诈骗、盗窃、强奸等犯罪有了明显上升的趋势。“入户”作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形之一在我国刑法中确定下来，对“入户抢劫”含义的不同理解会导致行为人承担完全不同的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有“入户”情形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由于对“入户抢劫”的认识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导致对此类案件在适用法律及法定刑幅度上出现错误，因此本文想就审判实践中应如何理解与认定
“入户抢劫”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入户”的定义。
对“入户抢劫”的认定，关键问题是对“户”的理解。目前理论上有几种观点：其一，“户”是指公民私人住宅，不包括其他场所。①其二，“户”是指固定场所，即以此为家的场所，如私人住宅及学生宿舍等，但不包括宾馆房间及值班宿舍等临时住宅场所。②其三，“户”是指人长期或固定生活、起居或者栖息的场所，包括私人住宅以及宾馆房间、固定值班人员的宿舍等场所。③其四，“户”是指私人住宅，以及其他供人们生活、学习的建筑物，例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的办共场所、公众生产、生活的封闭性场所。④《新华字典》把“户”解释为：（1）、一扇门；（2）、人家；（3）户口。⑤按该解释，“户”指“人家”，亦指住宅之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住宅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笔者认为，对“户”的理解应取严格的
规定，但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一）公民日常居住的私人家庭生活场所，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主要包括公民的住宅及院落，我们通常居住的住宅就是“户”的典型。当中既包括作为公民财产的住宅，也包括公民租用的住房，公民为生活起居而自行搭建的违章房也应当认为是“户”而给予保护。
（二）公民由于便于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而居住的场所，具有相对流动与变动性的特点。主要包括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工人搭建的工棚、违章房、简易房等。这类情形，由于公民出于生存和维持生计而居住于该类场所，多数情况下属于迫不得已的弱
势群体，法律应该保护他们在自己生活场所栖息的权利。
（三）由于便于生产经营的缘故，公民（如个体经营户）在其开办的小卖部、手工作坊、厂房、维修店等进行生产经营和生活起居的场所，在公民用于生活起居的期间应属于此列，
但在生产经营期间对其进行抢劫则不应视为“入户”抢劫。
　　除此之外，寺院僧侣住所、学生宿舍、宾馆房间、公寓楼等处进行抢劫，在特定情况下也应该认定为“入户”，如某人及其家人长期生活和居住在其租住的旅馆内，此时该房间实际上已经具备家的特征，应转化为“户”。这是因为这些场所能满足人们生活、学习、休息的需
要，并且与外界也是相对隔离的。为什么“入户”那能作为抢劫的从重情节，这主要是法
律保护的客体决定的。贝卡里亚说，“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⑥法律为什么要给予公民之“户”更多的保护？其目的在于强化对人们在户内也即在家里这一特定环境中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家在人们的观念中历来就是一个很温馨的概念，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栖息地，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可以说，家是人们最基本的、最为依赖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所。如果在自己家中人身和财产都得不到有效保障，人们在家中都没有安全感的话，那么整个社会还有何安全可言。人们一旦失去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将产生巨大的心理恐慌，以至对社会秩序和法律的信赖丧失殆尽。因此，“入户”犯罪对社会的稳定和人民对社会的信任感的打击是致命的。
另外，有些住所在特定情况下被入侵和犯罪仍然不能认定为具有“入户”情节的，该种情况可分为两种情形：其一，甲为拿回赌资，冲入乙家对正在进行着的赌博的参赌人员进行抢劫。此类情形乙家从形式上似乎具备“户”的功能特征和场所特征，但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其实质已经转变为聚众赌博的场所，已不具备刑法上“户”的构成要件，且被抢劫的对象系参赌人员和赌资，而非针对乙及其家庭成员和家庭财产，因此应不属于“入户抢劫”；其二，卖淫者甲自家进行卖淫活动，在卖淫期间，或卖淫事实还未完成期间遭受抢劫，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这是因为此时甲的住所应视为卖淫场所，法律不应给予与一般公民住所同等的保
护。但在甲日常生活起居期间实行抢劫，应视为“入户抢劫”。
二、“入户”抢劫的认定及构成条件。
　　“入户”犯罪的构成，必须受“入户”以及“犯罪”两者之间存在由牵连关系的限制，可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笔者认为，总的来说，应具备三个条件：入户前有无犯罪的意图、 “入户”行为是否危害公民“户”之安全与权利、有无抢劫的暴力、胁迫行为。入户抢劫应同时具
备上述三种情况，缺一不可。
　　其一，关于入户前有无犯罪意图，首先一个问题是，对“入户抢劫”的认定是否限定为行为人入户之前即有抢劫的故意。第一种观点持肯定说，认为临时起意抢劫的，属于“户内抢劫”而非“入户抢劫”，其关键在于“入”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第二种观点持否定说，认为只要入户后实施了抢劫的行为，无论“入户”前有无抢劫的故意，均认为是入户-抢劫。还有第一种观点认为，在户内抢劫是否认为入户抢劫，关键要看行为人入户是违法入户还是合法入户以及入户的动机。⑦第一种观点把入户抢劫仅限于为打劫而入户实行抢劫，范围比较狭窄，不利于充分保护公民的权利；第二种观点，没有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加区别地认为一切户内的抢劫都属于入户抢劫，显然范围过宽，不尽合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关于入户抢劫的规定，其前提条件是为实施抢劫行为而入户抢劫，笔者认为这也有其本身的不足，从刑法将“入户”作为抢劫的加重情节的目的上看，其着重保护的是公民家居与住宅安全，保障公民安全感与信任感的最后一道防线。假如犯罪行为人最初入户只是为了进行诈骗、强奸、猥亵等犯罪，但由于发生被识破、被钱财诱惑等改变犯罪意图的事由，进而实施抢劫行为，其危害结果往往是不亚于抱着抢劫的意图进行入户抢劫的，所以仅局限在行为人是否
在入户前具备抢劫的意图作为主观上的认定是不够的。
其二，“入户”行为是否侵害公民“户”之安全与利益。前面提到，家是人们最基本的、最为依赖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所，是公民信赖社会与法律的前提，是心灵的港湾。刑法之所以将“入户抢劫”明确规定为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情形，目的在于更加有力地保护公民的居住安全、人身安全，体现从严惩治严重危及公民居住安全、人身安全的抢劫犯罪。我国刑法规定，公民住宅不可侵犯。所谓公民“户”之安全与利益，就是不引起公民心理恐慌的、担心家居生活安全以及住宅不被侵犯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照应《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盗窃罪向抢劫罪转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中又阐明：行为人在入户盗窃时，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笔者认为此规定是比较合理的，例如，行为人侵入他人住宅后正在或已经窃取了数额巨大的财物的情形下被主人发觉，继而为抗拒抓捕等原因当场对被害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这种情况与典型的入户抢劫行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并不认为对“当场”的理解只仅限于空间上的理解。一种情况，盗窃罪属于结果犯，倘若行为人盗窃未遂而被发现，继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抗拒抓捕，因其盗窃之未遂，故不应因此转化为抢劫，继而又转化为入户抢劫也是不尽合理的，因为此时行为人只是为抗拒抓捕，也未盗得财物，并没有相对严重地侵犯公民“户”之安全与利益，如认定为“入户抢劫”则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与我国轻刑化发展相违背的，因此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另一种情况，行为人入户盗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后而被发现，当场实施的并不是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是逃跑，继而为逃跑而以暴力相威胁，虽行为人不是“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应认定为“入户抢劫”。笔者认为，总的来说，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发生在户内是认定“入户抢劫”的必备要件，故《解释》中的“当场”只能限定于在户内，但不仅限于被发现或实施盗窃行为的具体空间或时间。如行为人在被害人户内三楼盗窃，当逃至一楼时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也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倘若行为人是在被追赶至户外时才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
则不应以“入户抢劫”论处。
　　其三，有无抢劫的暴力行为。“入户抢劫”也是抢劫，“入户”只是抢劫的刑罚加重情节。抢劫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令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暴力 ，一般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身体实施打击或强制，其在多数场合下表现为极其危险、凶残的杀伤行为，以使对方完全丧失方抗能力，但有时也不一定要直接针对人体实施，对物使用有形力也是暴力。换言之，暴力要最终指向人，但是可以不直接针对人，几时是对物施加有形力，只要其能抑制被害人的意思、行动自由，这就是抢劫中的暴力。⑧虽然法律、法学理论以及司法实践没有作明确的规定，但作为“入户抢劫”的手段，暴力和胁迫的程度是否要达到相当的程度呢？通说的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对此没有作出相关的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应区分的进行看待：（1）当行为人为实施抢劫行为而入户抢劫，并进入“户”后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对“户”内公民实施抢劫时，此时，应不必严格考察暴力和胁迫的程度如何，因为很难用具体标准确定暴力和胁迫是否达到足以使被害人不能抗拒的程度，由于抢劫使结果犯，只要以当场是否强行取得财物作为既遂和未遂的界定即可；（2）但对于转化犯，通常分为改变犯罪意图和抗拒抓捕两种情况，前者如某小偷进入甲某家进行盗窃，当盗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后或没有盗得财物被发现，转而改变犯罪意图进行抢劫，该种情形应视为与为实施抢劫行为而入户抢劫无异；后者行为人以暴力或暴力威胁，其目的往往是想继续控制已取得的财物，不让被害人或其他人夺回去或者抗拒抓捕而成功逃脱，此种情形转化为抢劫是无异的，但是认定为“入户抢劫”则应考虑其使用的暴力、胁迫是否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是相当重要的。当行为人的暴力或胁迫行为不以伤害被害人为目的，且在足以让自己逃脱抓捕或继续能够控制盗得的财物的范围内，对被害人造成伤害的情节不严重、
危害不大，则不应视为“入户抢劫”。
　　另外，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还需注意，对入户抢劫中犯罪行为人的主体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实施入户抢劫的行为人往往是对被害人能造成心理上恐慌的人。从这个层面上说，如果行为人的“入户”行为不能造成或者造成被害人心理恐慌的程度比较小的情况下，认定为抢劫是没有异议的，但认为“入户抢劫”还是值得商榷。如，行为人为甲某为乙的儿子，但非同其父乙一起居住，父子感情不太好。某天由于甲急需用钱，遂闯入其父母家并抢劫了其父母。在本案中，虽然甲入户抢劫了其父母，但由于其与被害人有特殊的血缘关系，因此其“入户”的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心理恐慌最起码与陌生人不同，因此不应认定甲犯入户抢劫罪较为妥善。除此以外，由于行为人与被害人的特殊关系，对是否构成入户抢劫应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三、对“入户抢劫”规定的微探。
　　“入户”抢劫与一般抢劫在刑罚上的区别是比较大的，前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可见两者在刑罚上的区分是相当明确的，但由于现行刑法对此的规定仅限于抢劫与入户抢劫、盗窃与转化为入户抢劫之间，在认定上和危害性上的差距和区别远远没有在刑罚上的规定大，该规定难免有硬性之嫌。例如：甲乙二人合谋去某女性丙家抢劫财物。甲入室，乙在门口望风。甲在抢劫丙的手表时，丙哀求说手表对其很重要，请不要抢走，于是甲果真把手表放下，但是，甲责令丙脱去衣服，让其反转过身，对其进行猥亵，然后趁丙不备时顺手把手表偷走。后来，案发，甲乙落网。此案中，对甲乙犯罪行为的定性应如何，该怎么判？如按现行刑法对“入户抢劫”的规定，判决结果也许对乙的刑罚重于对甲的刑罚。理由：入户抢劫，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最低刑罚是10年有期徒刑。乙成立入户抢劫罪。（共犯，未遂）。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从轻或减轻。甲在抢劫时成立中止，中止犯应当减轻或免除。而甲后来实施的猥亵和盗窃教之入室抢劫都为轻罪。于是可能出现在对乙的刑罚高于甲的情形。这也许可以当作一个笑话一笑之，但是却可以引起我们对刑法关于“入户犯罪”的规定过于死板的注意。此处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不足：其一，在刑罚上，仅以实施“入户”与否作为判断是否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标准，实有欠妥之处，对此应该考虑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前提下，综合判处刑罚交较为科学；其二，将“入户” 仅作为抢劫的加重情节也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其他合法权益，如上述案例中的丙的人身权利。笔者认为，“入户”侵犯的是被害人对家的安全感，应同样适用于强奸、猥亵、故意伤害等犯罪。以强奸为例，如女性在家中被 “入户”强奸，我们可以发现，“入户”的强奸犯罪对公民、对家庭的影响更强烈，如果不将“入户”作为强奸罪的加重情节，将不利于保护女性及其家人的切身权利，也不利于打击入
户强奸女性的犯罪。
　　公民的人身与私人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公民心灵上对家的安全感也应受到保护。“入户”作为抢劫的刑罚加重情节是科学的、合理的，但是必须承认抢劫与入户抢劫的刑罚上的区别的较大的，因此真正要保障被害人和犯罪行为人的权利，必须正确认识“入户抢劫”的含
义，正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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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管辖异议制度探析

李俊杰

　　管辖权问题是评价行政诉讼程序正当性和判决有效性的标准之一，法谚云：“管辖权得不到普遍遵守将导致人类秩序的紊乱”，生动地说明了管辖权制度的重要性。然而，现行法律对行政诉讼中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问题的规定并不明确，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异议。本文将通过对相关制度的分析，对行政诉讼管辖异议主体制度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原告是否有权提出管辖异议这一问题进行学理解答。
　　一、存在的问题
　　A、B、C、D四公司在参加S省采购中心举办的一次政府采购活动中，A公司中标。B公司认为A公司提供的产品不合格，不符合招标要求，于是向S省采购中心提出质疑。S省采购中心答复后，B公司又向S省财政厅投诉。后S省财政厅作出了驳回B公司异议的行政处理决定。B公司对此不服，向S省财政厅住所地所在的J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在J区人民法院准备开庭审理的前一天，B公司以需到外地取证为由申请法院延期审理，法院未予准许。次日开庭前，B公司向J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对B公司是否有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力，J区人民法院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B公司向J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诉法》）关于管辖的相关规定，B公司一旦起诉，就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如果案件不属于J区人民法院管辖，只能由J区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后移送或报请其上级法院指定管辖。另外，如果赋予原告提出管辖权，可能会导致原告滥用权力。
　　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的规定，当事人均有权提出管辖异议，因为当事人包括指原告、被告和第三人。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对该条的解释：“提出管辖异议的人必须是本案的当事人；当事人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参加诉讼的通知之日起死回生10日内提出，期限内未提出的，应当视为当事人对管辖权无异议”。
　　关于管辖权异议问题，《行诉法》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规定。作出规定的是《行诉法解释》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从条文来看，当事人有权提出管辖异议。依照《行诉法》相关规定，当事人是指原告、被告和第三人。而能“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的只有被告，能接到“参加诉讼的通知”的只有第三人。对被告有权提出管辖异议这一点无争议。那么，原告和第三人是否有权提出管辖异议呢？对这一问题，法律规定、相关的解释容易引起歧义。因此，在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前，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统一认识，并作出明确规定的结论。基于这一出发点，本文将通过对相关制度进行法理上的分析，对行政诉讼管辖异议主体制度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原告是否有权提出管辖异议这一问题进行学理解答。
　　二、行政诉讼管辖制度及管辖异议制度
　　行政诉讼管辖，是指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行政案件的职权分工。诉讼管辖是一项关于划分人民法院之间职权范围的制度。根据不同的标准，行政诉讼的管辖可以分为不同种类。依据管辖是否由法律直接规定为标准，行政诉讼的管辖可以分为法定管辖和裁定管辖。法定管辖是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案件由哪一个法院行使管辖权。在法定管辖中，依据法院对行政案件的纵横管辖关系不同，又可以分为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裁定管辖是由法院作出裁定或决定，以确定具体案件的管辖权。依据管辖的决定方式不同，裁定管辖又可以分为指定管辖、移送管辖和管辖权的转移。
　　行政诉讼关于管辖的确定，应当遵守以下几个原则：便利诉讼原则，便于审判和执行原则，便于公正审理原则，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原则。
　　行政诉讼管辖异议，又称行政诉讼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认为受诉人民法院对该行政案件无管辖权，而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的不服该法院管辖的意见或主张。《行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99年5月颁布）均未对管辖异议制度作出规定，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遇到有关管辖异议的问题，一般是适用《民事诉讼法》第38条有关管辖异议的规定。直至200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行诉法解释》中才对管辖异议作出了补充规定，确立了行政诉讼管辖异议的规则。
　　三、行政诉讼管辖异议的设立价值
　　行政审判权以及行政案件的主管或管辖问题牵涉到行政诉讼与宪法的关系，以及行政审判或行政司法在整个宪政体制中的位置。在大陆法系国家，管辖权是以审判权为前提的，管辖权只是诉讼的要件，即便是某一法院对某个案件没有管辖权，也并不影响诉讼的成立，不影响案件移送至其他法院审理。但在英美法系国家则将管辖权的重要性提升至诉讼能否成立的高度，没有管辖权，诉讼就不成立。 行政诉讼主管或管辖的范围对于法院来说，就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边界划在何处的问题；而对于当事人来说，则构成了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享有接受审判的权利这一宪法性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行政诉讼主管或管辖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它是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健全程度的指示器，表征着国家保护的公民、法人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的广度和深度。
　　具体而言，作为行政诉讼主管或管辖不当的救济制度，行政诉讼管辖异议制度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一）设立行政诉讼管辖异议的规则有利于充分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的诉权。《行诉法》的立法目的是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当事人对行政案件的管辖权持有异议，而在法律上不赋予当事人管辖异议权，实质就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一种限制。
　　（二）设立行政诉讼管辖异议的规则有利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由于现行管辖制度的设计存在着一个较为明显的缺陷，即行政区划与司法管辖的区域对应设置，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重合，地方法院在人、财、物等方面均受制于地方政府。这样，法院在外部关系上难以独立，司法权地方化的现象较为普遍。
　　（三）设立行政诉讼管辖异议的规则对法院和当事人均发生效力。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之后，受诉法院就应当中止对案件的实体审理，开始对案件的程序问题审理，诉讼程序就进入了程序审理阶段，在程序问题未解决之前不得进行实体审理。
　　四、管辖异议的提出及处理
　　《行诉法解释》第10条对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作了规定：“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且提出管辖异议只能在一审法院提出，不能在二审法院提出。
　　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在案件实体审理之前先审查管辖权问题，经审查作出以下处理：
　　第一，当事人管辖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第二，当事人管辖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对驳回管辖异议的裁定不服的，根据《行诉法解释》第63条的规定，可以上诉，上诉法院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对上诉进行审查，并作出最终裁定。当事人应当按照最终裁定所确定的管辖法院参加诉讼，否则视为自动撤诉或不应诉。
五、对行政管辖异议提出主体的思考
　　依照《行诉法解释》第10条“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的规定，提出行政诉讼管辖异议的主体是“当事人”。该法律规定具有含糊之处，对此条文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对行政管辖异议的提出主体进行界定，成为解读该法条的重点。
　　被告作为提出行政管辖异议的主体是无可异议的，以下对第三人和原告是否有权提出管辖异议进行分析讨论。
　　（一）第三人提出管辖异议权问题
　　《行政诉讼法》第27条对第三人的诉讼地位作出规定：“共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对于第三人能否提出管辖权异议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问题的批复》中明确指出：
　　第一，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主动参加他人已开始的诉讼，应视为承认和接受了受诉法院的管辖，因而不发生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问题；如果是受诉法院依职权通知他参加诉讼，则他有权选择是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还是以原告身份向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起诉。也就是说：（1）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主动参加他人已开始的诉讼，无权提出管辖异议。（2）如果是受诉法院依职权通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他有权选择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这时应视为其承认和接受了受诉法院的管辖，因而无权提出管辖异议。如果他选择以原告身份向其他法院另行起诉，自然无权对原法院提出管辖异议。即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参加诉讼，均无权提出管辖异议。
　　第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他人已开始的诉讼，是通过支持一方当事人的主张，维护自己的利益。由于他在诉讼中始终辅助一方当事人，并以一方当事人的主张为转移。所以，他无权对受诉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
　　总之，第三人在诉讼中无权提出管辖异议。
　　以上是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民事诉讼法中第三人管辖异议问题作的批复。行政诉讼法中没有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分，但是行政诉讼法中第三人通过支持原告或被告一方主张，或提出独立主张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与民事诉讼法中的第三人有共同之处。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问题的批复》对行政诉讼法中第三人管辖异议问题同样适用，即行政诉讼中第三人在诉讼中无权提出管辖异议。
　　（二）原告提出管辖异议权问题
　　原告是否有权提出管辖异议，是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未有统一的认识。
　　1、认为原告有权提出管辖异议，其观点如下：
　　（1）《行诉法》中，当事人的称谓有原告、被告、第三人。由此可见，被告的称谓是有特定含义的，被告绝对不能等同于当事人。故对最高人民法院《行诉法司法解释》第10条的解读不应该将“当事人”等同于“被告”，不可任意对法律条文做缩小解释。这里的“当事人”应包括原告，即原告有权提出管辖异议。
　　（2）根据《行诉法解释》第36条的规定，原告撤诉后，若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原告不行使管辖异议权，其行政诉权难以得到保证。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原告提出管辖异议的情形主要有：（a）原告误向无管辖权的法院起诉的，在法院受理后，才知道受诉法院无管辖权；（b）在共同诉讼中，被追加进来的共同原告对受诉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c）被告提出管辖异议，受诉法院认为被告的异议理由成立，之后依职权将案件移送，原告对移送的裁定提出异议。
　　笔者认为，对原告是否有权提出管辖异议问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不能笼统地认为原告没有权提出管辖异议，毕竟法律上规定了提出管辖异议的主体是“当事人”，其概念包括原告在内。且在一定情况下如果不赋予原告提出行政诉讼管辖异议的权利，将不能保证其诉讼权利。同样，也不能认为原告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提出管辖异议的权利。因为原告在提起诉讼时已经对法院进行了选择，被告被动介入诉讼后也有一次对管辖认可或异议的权利，双方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如果任意给原告提出管辖异议的权利，那么原告对管辖实际上有了两次选择的权利这样是不公平的。